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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代的文学书写:痛点与期待

                来源:文艺报 | 鲍尔吉·原野 等

                开栏的话

                在当下文学的热闹与蓬勃之下,开放的争鸣与真诚的批评是否还拥有一席之地?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固然诉诸活力与繁荣,但热闹的表象和对流行的追逐从来都不该是衡量文学品质的唯一标准。态度关乎内心,态度呼唤坚守,我们期待以直接而又真诚的探讨,直面文学现场,直击文学话题。为此,中国九游j9开设《有态度》专栏,希望可以构建更健康的文学生态,引领更理想的文学生活。专栏第一期从“总体视野”出发,观照文体,邀请作家、评论家围绕“我们时代的文学书写:痛点与期待”进行笔谈。

                理想中的文学形态

                中国九游j9:您理想中的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是怎样的?

                鲍尔吉·原野:理想中的散文,包含文学应该具备的恢宏和细微的美。比如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与风景对话》,其中天地草木,历历再现。他带领我们借用一双画家的眼睛观察到北欧的大自然。使我们领略了他所看到、所体察、所铭记的风景。除了事物的具象之外,文中还有一股潜流,是淡淡的抑郁,是暗藏的感恩与压低声音的喟叹,正是这股说不出来的潜流感染着读者。

                我喜欢的散文是文学的,并且是独特的。法国作家雨果的散文《巴尔扎克之死》是我读过多遍的作品。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如同目睹雨果在我们面前搭建了一座巨大的房子。我们看到了房前的草地和屋里的房间,甚至看到了房间里摆设的烛台和桌布。人们在各个房间里走出走入,或站或立。我们也置身其中,就站在雨果边上。这篇文章的中心人物和事件是巴尔扎克以及他的死亡,我们追随雨果知道了这一切,如同我们亲身所经历的事件。这是何等伟大的能力。文学所产生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读那些大师的作品,每次都感受到这种力量。雨果作为小说家,不光长于刻画人物的命运,还长于刻画时代风云。在这篇散文里,我更乐于把他看作是文学的建筑师。他所写的一切都可称历历在目,有空间感,有时间流,镜头没有一刻停滞,对准了所有的焦点。这当然也是文学的能力。挚友巴尔扎克的死亡给雨果带来巨大的悲痛,他用更强大的力量压制悲痛,为巴尔扎克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文学把文字变成了纪念碑。好的散文应该是好的文学作品,这似乎不言自明,但做到其实很难。

                王 冰:我理想中的散文,大体是两类,一类是能够使劲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钻,由此体现出中国文化精髓的散文;另一类是能够体现出人的当代性,体现出文学写作当代性的散文,这一类是有智慧和能力往前看的散文。

                李 浩:我心中理想的小说,一,它是智慧的、深刻的、有宽厚感的文本,它会一直在我们的阅读中和读过之后唤起追问:“生活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它会让我们对其中的微妙感觉了然于胸,会让我们感觉自己经由这次的阅读,进入到崭新之中;二,它是艺术的,有魅力的,让我们在品啜每个词的时候都领略到美妙和准确,让我们在读到其中的结构、环扣和细节的时候有充分的惊艳感;三,它是新颖的、独特的文本,最好它能够做到让我们重新认识这种文体的载力,重新认识我们的母语。

                马小淘:祖师爷追着喂饭那种,有些作家和作品感觉是被神选择的。就是看了不会激励我好好写作,而是打击我不配写作那种。读了让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勤勉不努力,为什么想不到,那些都不能算最理想的。反而读了觉得自己怎么努力也写不出来,感到深深的无力、绝望,那是最理想的小说。

                霍俊明:我理想中的诗歌应该是直指命运、存在和时间的本质命题,写作行为具有总体性和方向感而非碎片化和随机性,文本具有公众阅读的共情力量和社会认知度,诗歌最终在语言、技艺、修辞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高度融合中得以生成。

                黄 梵:很多人没有发现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缝隙,比如,你无法用美的理念论证你的审美感受。所以,有些人的写作只是精神符号的游戏,有些人的写作只是物质生活的延伸,我心目中的诗歌,是试图填平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沟壑,让精神与物质成为诗歌的一体两面。具体来说,诗歌意象既尊重现实的客观,也不忘激发主观想象的自由;既接受生活经验的验证,比如验证意象表达是否准确等,也接受人的意志想偏离常态生活的冒险。

                李朝全:作为一种重要的体裁,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应该是时代主题、新鲜故事和典型人物的完美展现,具备对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注及对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有效参与。优秀的报告文学同其他体裁的优秀作品相似,须注重锤炼和打磨语言文字,须精心谋篇布局,运用良好的艺术表现技巧及手法,同时须融故事性与思想性于一炉,具备引人、抓人、感人、动人和启人的价值。报告文学不排斥合理的艺术想象和加工。优秀的作家应当具备良好的感受力、想象力、思想力和表达力,作品才能有较好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报告文学须具现实针对性,它写的是“昨日之事”,但却服务和作用于“今日之人”,追求史志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当然,最根本的是,报告文学须遵循真实性这一底线。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报告文学是能够产生大作力作的。与时代和人民同行的报告文学创作,应该有能力透过现象、直抵本质,把握历史主动,揭示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规律,为这个时代留下与其相匹配的作品。

                刘大先:仅就文学评论而言,我觉得伊格尔顿和萨义德的作品树立了典范,他们由文学文本生发引申到社会、政治与历史,从而走出了审美的局限,将文学作为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评论也就跨出了文学的局限,成为一种可以为其他门类艺术乃至其他领域的人所汲取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但这只是我个人的偏好而已,正如文学的风貌是多样的一样,文学评论的形态也应该是参差多样的。

                写作格局、问题意识与思想深度

                中国九游j9:您认为目前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存在哪些问题?

                鲍尔吉·原野:这个问题不好笼统言之。我宁愿回答这样的提问:“什么是散文创作的致命伤?”

                我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把唐宋明清各个朝代的主流文章梳理了一遍,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这些文章没有一篇流传下来。第二,它们全是谄媚文章。第三,这些文章具有高度相似性,开头、中间和结尾都雷同,千人一面。新文化运动曾对这类文章进行过无情的鞭挞,毛泽东也憎恶这类文章,称之为党八股。放眼看当今的散文,谄媚文章仍然比比皆是,这不是文章的问题,而是文风的问题。

                谄媚的文章高度相似,作者一边说他看到了什么事物和人,一边谄媚这些事物和人。文章结尾叠加高帽,重申谄媚的重点,至此功德圆满。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丑陋呢?很简单,其中没有文学。真善美不可分割,没有真就谈不上善与美。这些谄媚文章说是散文,看上去和一篇文艺通讯差不多。但是好的文艺通讯也是真诚的,这类文章远远赶不上好的文艺通讯。

                王 冰:主要问题一是中国散文的写作传统中断了,二是依旧缺乏时代的感知和理性的判断。时代感的缺失,也是如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多少作家真正去关注、书写,这是个问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两点,在当下的散文写作中都是模糊的。

                李 浩:每个时代的小说都可能有它较为集中的匮乏或者问题,但总有些伟大的作家会“跳出三界外”,形成他的卓越。在这里,我谈这个话题,可能是部分作家的问题,而绝不会是全部。

                当下小说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有:一,格局不够,深入不够。现在的小说有许多的“浮雕艺术”或“手把件艺术”,它在表层的艺术性上几乎可以做得无可挑剔,甚至会让人沉迷,然而仔细读过再回味的时候却发现它说出的仅仅是我们的“已知”,是我们在社会学、哲学和之前文学中已经说过多次的那些知识和智慧,并不能更多地裨益我们,我们可能更希望文学能够提供给我们在别的地方和别的“科学”中提供不了的知识。二是满足于“室内剧”,一遍遍被书写的不过是狭小空间里的局促情感,最多也不过扩展为一个家庭,在这里几乎没有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没有来自诸多“外界”的影响,它其实回避了丰富性和真正意义的复杂。三是某种简单化、粗鄙化的倾向。标榜完全不考虑读者自然是不恰当的,但矫枉过正变成对于读者、评论家和评委喜好的谄媚,则又是一个问题。我们多数时候会设想读者是“低于”我们的,在知识和智识上,为什么不能认为读者其实是水平高于我们的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读者想象成我们的精神和艺术导师,我们的写作就是要试图说服他们的呢?

                还有文学想象力的问题。我们的写作太拘泥于现实生活了,大多数作家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书写有真切感的生活,让它能够带给我们“感同身受”的力量,本质上更需要想象力;古典文化的志怪、传奇的文学传统其实同样需要用心接续。

                马小淘:任何时代都会有大量的平庸之作和少量的好作品,顶尖的总是稀少的,要以平常心看待这一点。如果说有些什么不满的话,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作品能够更脚踏实地,能有更辽阔的关注和表达方式。我也做编辑工作,读到的来稿里很多主人公是作家、编辑、记者、文学爱好者等,就会产生一种全国人民都在进行文学创作的错觉。许多写作者不关心切实的现实世界,几乎有些画地为牢地热衷描述文艺青年、文艺中年。这样的作品把文学小圈子化了,把小说越写越“小”了。

                霍俊明:写作格局过于局促、狭隘,个人的日常化经验过于膨胀而没有节制和必要的转化,碎片化的、随机的和即时性的感官经验过剩,文本的辨识度太低,且写作行为无方向感而缺乏整体性诗学的构建能力,征文体、采风体、旅游体诗歌泛滥,圈子化、模式化、风格化的以及可复制的平庸作品太多,有力、有效、有难度地应对时代命题和人类命运的作品太少,能够真正汲取中国古典诗学营养且体现汉语能力和思想能力的大诗人付诸阙如。

                黄 梵:如果把创作过于理念化和过于物质化,视为两个端点,那么目前整体的创作大致是哑铃形,两头大,中间小。能真正融合两者的诗人并不多。当然,这么做的难度比较大,是投身者少的主要原因,因为偏执一端,会容易一些,把理念物质化或把物质理念化,这样的诗歌平衡木并不好走。诗歌中的这一努力,并不是孤例,哲学中早已有过作为。比如,席勒当年就试图用“注意力”来弥合精神与物质的缝隙。席勒和歌德都试图用创作来弥合,席勒是自上而下,从精神下嫁经验;歌德是自下而上,从经验上升为精神。能让两者融洽的当代诗人,也有不多的一些,比如娜夜、蓝蓝、杨健等。

                李朝全: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弊端在于多半作品属于邀约写作和命题作文,许多作家在自己写作的惯性轨道上滑行,用自己“驾轻就熟”的手法或写作模式来创作,具有某种套路化写作的倾向。邀约写作本身并无对错、高下之别,关键在于创作者须有足够的创作定力,要始终把握创作的主动和独立性,写出属于自己的“这一个”。还有不少作家在采访时,并未深入现场、接触到具体的当事人,未曾面对面地进行深入的交谈、了解和调查,而常常止步于邀约方所提供的新闻报道、宣传材料、工作总结等,从这些亦可称为间接的或二手的材料出发再进行文学的加工,这是一种省事、省力、省心的做法,也是报告文学的一种惰性写作。

                在写作上,不少作家“躺平”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以自己采访的时间顺序,用移步换景式的采访口述实录,直接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为线索谋篇布局。这也是一种讨巧、省力的写法,但这种写法其代入感、艺术性等都可能存在很大的疑问。

                还有一些作家因为接受邀约写命题作文,在创作上缺乏自主性,对作品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往往止步于单向度的“颂体报告”,乃至于沦为宣传品、表扬稿而丧失了文学性和艺术性。更严重的是,正是由于泥沙俱下、大量伪装的“报告文学”或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和感染力的作品的存在,让“报告文学”日益受到非议乃至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沦为一种不受人待见的文学样式。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善于全面把握真实,完整地、立体地表现和塑造人物,创造出真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而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

                刘大先:文学评论最主要的问题是很多人把“评论”当成了“鉴赏”,鉴赏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能停留在赏析的层面。因为评论不是评论对象的附着物,它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品质,就是即便评论对象并非那么经典,很可能是速朽的,但评论自身也能够成立。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是罗兰·巴特对巴尔扎克一部并不出名作品《萨拉辛》的分析,那个作品现在很少有人读了,但巴特的分析还有人读。这就要求评论者树立自己的主体性,让评论生产出问题、理论或者方法,从而成为后来者可以借鉴与仿效的范例。说到底是评论者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如果说语言、修辞与表述是面子,这个就是里子,就是评论立得住的根。当然,这也不是说审美批评、形式批评、内部研究不重要,金圣叹的点评,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瓮》里对邓恩《成圣》、弥尔顿《欢乐的人 深思的人》、格雷《墓畔哀歌》、华兹华斯《不朽颂》、济慈《希腊古瓮颂》的分析同样影响久远。

                期待青年写作新的“增长点”

                中国九游j9:如何看待当下“青年写作”及“青年批评”?您认为青年作家批评家面对当下复杂多变的“事件”和众多经典作品,如何能既不重复前人又有独创?谈谈您的观察和发现。

                王 冰:散文创作中不乏青年才俊,但还是传帮带的问题,当年很多优秀的散文家,转眼就已不再年轻,更年轻的散文写作者交流提升的场所和平台都很少,更多的是各自为战,写着写着就容易懈怠了,或者沉在写作泥潭里,拔不出来,这不利于青年散文家的成长。

                李 浩:如果就整体性而言,我可能还有几个对于多数写作者的提醒:一是有些作家太过“少年老成”,太知道读者趣味、编辑趣味和批评家趣味了,那种“横空出世”和“横冲直撞”的文字太少;二是艺术的精心和耐心还是不足,或多或少有些急,这种急也会自然地体现于文字上;三是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阅读还是有些少,我说的不是那种即插即用的部分,而是能够滋养到作家和作品的内在部分。

                “影响的焦虑”在每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写出自己的独特当然具有越来越大的难度。摆脱这种焦虑的办法,我觉得可能的路径主要有三点:一是熟读经典,宽阔地阅读,尤其是不同类型和不同方向的经典,从中按照个人的兴趣和性格等等“各有所取”,摆脱单一的向度和单一的来源;二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因为它是常变的和常新的,它的某些提供应是可以部分地“溢出”前人窠臼的,强化个人的新经验的纳入;三是强调真情写作,所有写下的文字和故事,都先要说服自己,是自己相信并且不能不说出的部分。

                马小淘:我觉得其实还挺蓬勃的。作为编辑,我看到的青年写作者数量其实并不少,还有也许写得并不突出,但是表达欲望旺盛、热爱文学的青年爱好者。我认为当下小说写作必须寻找具有当下性的形式,需要有一种独特的,能够揭示我们当下生活的内在困境和精神挣扎的叙述方式。现在很多小说好像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没有独特性。某些时候会看到青年作家依然在反复叙述前辈作家讲述过的故事,这种旧的趣味其实是前辈作家在20世纪构建起来的,他们已经完成得非常好,新的叙述方式需要当下这些作家来完成。当然,上一代作家与青年人之间有信息壁垒,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也很大。所以年轻作家应该勇于表达自我,敞开心扉,创造新的审美、新的趣味。

                霍俊明:我一直认为写作并不一定具有进化论的色彩,但是我更为看重的是每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个代际的写作是否具备新的“增长点”。也就是说年轻一代的写作和批评是否给整个文学生态带来了新的刺激、新的活力、新的面貌和新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这一写作和批评就是可疑的,就是缺乏效力、活力以及生命力的。青年写作和批评往往锐气有余而底气不足、定力不够,也更容易受到青春期抒情风和阅读、翻译的直接影响而消化、转化不足。

                黄 梵:文学界对诗歌的定位,与青年人对诗歌的定位截然不同。文学界还停留在把诗歌视为象牙塔的年代,但青年人已把诗歌视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是诸多时髦的身份标识之一。青年人对诗歌的定位,倒更接近古人,古代读书人有谁不会写诗?写诗只是古代读书人的诸多基本功之一。青年时期容易把诗写得比较理念化,这是常态,青年批评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会倾向肯定诗歌的哲学化。不过,青年诗人和批评家一定会因为接踵而来的丰厚阅历,自动超越青年时期。就像歌德中晚年回看当年的“狂飙突进”,他称自己得过青年的“时代病”。

                刘大先:“不重复前人又有所独创”的根本是要立足在对前人学习继承的基础上“接着说”,学习意味着学理性的成立,即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知道别人说过什么,进而才有可能有所增益。不过,人文学科话语很难说“独创”,我们可能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传承”。批评的意义就在于有传有承,会洗刷、抛弃掉一些东西,继承、传递另一些东西,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选择和塑造过去与未来。艾略特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布鲁姆说的“影响的焦虑”,放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可能不自知习得的事物与观念,成为无意识,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一空依傍,自铸伟词”。所谓的“经典”也都是与既有正典对话的“经典化”的结果。

                凝视现实 介入现场

                中国九游j9:就“文学如何参与社会生活”谈谈您的观察和发现。当下纷繁复杂的中国经验,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小淘: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面临着不断更新和叠加的问题,怎么样反映今日人们的生活和微妙的精神世界,是写作者的课题。我认为好的小说必须要有对时代的关切和洞察。人类的生活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即便有这样那样的更替变化,还是有相对的恒久性。而如今不一样了,“车马慢”变成了“万事急”,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改变了人类多少年的生活方式,乡愁被消解了,时空的概念大不一样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但生活更为斑斓、跳跃,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各种新鲜奇异的可能。作为写作者,我们笔下和眼中的世界也扩大了,作为个体的我们,外部生存环境更庞大了,也更迷幻,更斑驳了。我相信有能力的作家不仅有凝视的力量,还有不被眼花缭乱裹挟的定力,既可以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和乐趣,又不耽误在创作上有所建树。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去写自己独特的,对于今天这个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感知。

                霍俊明:诗歌既是美学文本又是社会文本,正如诗人既是语言公民又是社会公民一样,所以真正的甚至伟大的文本总是能够同时面向自我、时代、社会、历史甚至未来的诸多本质命题的。当下的中国诗人表达“现实经验”“阶层经验”的“社会化文本”和“伦理化文本”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但是更多的文本只具有表层化浮土般的现实追摹效应而缺乏深刻的现实感,缺乏生命体验、感受力、智性和思想能力对社会生活和现场的深度介入、过滤、提升和转化。“中国经验”还意味着有效的和更大范围的世界视野和国际传播,这方面需要各种机构和行业下大力气。

                黄 梵: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当中,都在不知不觉参与社会生活,这给了诗人和诗歌一个原创的时机,只是如果能意识到,古诗审美的人性依据还活在当代人的血脉中,古诗和现代诗因为意象,仍处于同一个共同体,我们就有可能使现代诗具有鲜明的中国风貌,使之成为现代诗的新传统。新世纪以来,已有一些诗人正在这么做。

                李朝全:当下报告文学参与现实的能力明显削弱。一方面由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品数量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不少作家在创作时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缺乏直面读者、直面社会的自觉,一些创作纯粹为当事人而写,为邀约方而写,而不是为市场、为读者而写,不接地气、不冒“热气”,因此这样的作品缺乏共情,缺乏人气。

                刘大先:当下文学在总体社会文化生态中无疑日趋变成了一种小众文化,它只是众多生活选择中的一种。这个“文学”是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那种以审美和形式创造为核心、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为主的文类,这是一种现代以来的文学观,但前现代的文学观要开阔得多,它是一种泛文学、杂文学或者说大文学。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文化融合,政治与经济、文化与资本、科技与人文、符号与现实……诸如此类,打破了现代以来的“分化”格局,重新有种混杂的趋势。文学在这种语境中,其功能呈现多元面相:秉承意识形态主旋律的宣传教育,传播与引导的普及提高,道德熏陶与精神提振的陶冶净化,观察、反思与批判的认知,形式创造与美学发明为主的审美探索,侧重消费的娱乐休闲,等等。文学的批评话语同样出现革命话语、启蒙话语、市场话语和科技话语并生的局面。文学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我觉得问题的着力点应该是在现实感上,也即不能闭门造车、闭目塞听地摇唇鼓舌,在文学内部形成封闭的小圈子,那样它真的就是在自我矮化、自我空转。

                (本期栏目主持人:杜 佳 李英俊)

                (本文为删节版,了解阅读完整内容请关注“中国九游j9”微信公众号《有态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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